Page 79 - 《世界潮商》第47期

THOugHT SPaRk 思享论坛

区，文化上会有很多交流（如戏剧等）；但潮汕人与海南人几乎不能对话。二十多年前，我
第一次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与讲闽南话的台湾朋友也只是寒暄，无法深谈。看侯孝贤的电
影《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其中的闽南话对白，我半懂不懂。开始以为是因两岸长期
隔绝，后来发现台湾人讲闽南话，接近泉州及厦门口音，与潮汕话颇有距离。
之所以关注方言问题，那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文化；而这种透过方言传递的生活方式与
文化趣味，正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迅速衰退。在去年年底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我
谈及：
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正日益退化。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丧失了很
多本来非常可爱的东西。今天，除了粤语，几乎其他所有方言区都没有办法召开用方言表
达的学术会议。长期生活在本方言区的学者，或许还可以；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多年的，日
常口语没有问题，用潮州话谈论学术问题，已经词不达意了。因为很多新词我都不会，得
默想一下，经一番转化才能勉强说出。粤语因为有香港、澳门的特殊存在，加上广州地区
学者有意识的坚持，还能用作学术语言。其他地方包括上海在内，都做不到了。这是长期
11
推广普通话而歧视方言的语言政策造成的，需要略加调整。
关注方言的保护与使用，不能不提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因为，若长期得不到文学作品
的滋润，方言会越来越干瘪，越来越粗俗，最后真的“不登大雅之堂”了。
去年（2015）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获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引起很大轰动，除了市井、日常、网络等，更重要的是方言的改造与使用。与其遥
相对话的，不是张爱玲或王安忆，而是晚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其实，此前一年
（2014），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烈佬传》（天地出版社，2012）获浸会大学主办的红楼梦
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烈佬传》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一名自11岁就沉沦毒品
与赌博，反复出入监狱，用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功戒毒的“烈佬”的故事，人物对话多使
用方言，完全可以理解。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其对于方言的强调，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文化自信，
有商业因素，也有政治操弄。大陆相对简单些，方言写作的主要困难在于传播与接受。上
世纪六十年代，广东名作家陈残云描写珠江三角洲的《香飘四季》（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3），探索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有效地使用方言俚语；潮汕农民作家王杏元则撰有《绿
竹村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技巧上稍逊一筹，但对潮汕民俗及方言的使
用，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说唱艺术，长篇小说流通全国，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方言，需要某种自我节
制。看过《繁花》初稿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建议，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
能看得懂，据说金宇澄很认可：
在语言上，我不愿意它是一个真正的方言小说，要让非上海话的读者能看懂。整个过
程，我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读一句，做了很多调整。西方一种理论说，作家建立个
性特征，在语言上要“再创造”，西方一些作家甚至故意用错字，或结结巴巴，或标点上
12
有意变化，制造特征与障碍。就像画家，不能画得跟别人一样，要想办法改变。
同样道理，潮汕方言要想入文，必须考虑外地读者。是方言，但尽可能让外地人连蒙
带猜也能看懂，这需要选择与改良。前年我在揭阳演讲，同行的妻子被海报吸引住了，
问什么叫“胶己人”。后来我想，若写成“家己人”，她就可大致猜出来了。还有，写
13
“妹食”容易误解，“物食”就不会。我写《扛标旗的少女》时 ，曾再三斟酌“雅死”
与“雅绝”，最后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后者可以意会。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