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朱良同志治丧领导小组2025年8月9日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对外工作优秀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朱良同志，因病于2025年8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根据朱良同志本人生前遗愿和家属意见，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
朱良，退休前最后的两个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为中联部，成立于1951年，它是党中央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但绝不可称之为国家中联部。最早的部长是王稼祥，大家熟悉的耿飚、姬鹏飞、乔石都是朱良部长之前的部长。中联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围绕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对外交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布局“抓政党”。朱良部长是1985年12月上任的，干了8年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简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它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之一，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有关议案包括有关涉外法律以及我国同外国签订或废除条约、协定等，而且它常常发声，就涉华重大问题对外表态。它设立于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保留至今。朱良部长是在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干满一届5年。
朱良部长其实并不姓朱，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他改名了。原名叫周志毅，1924年3月生，祖籍广东潮阳，但是在上海长大。1939年加入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朱良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这所美国教会学校不仅使朱良具备了相当高的英语水平，为他以后从事对外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就是在这所学校，21岁的朱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为何年纪轻轻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朱良回忆道，学校一直有地下党存在。生活在旧上海，目睹穷人和富人差异很大的生活情景，在冬天还常常看到马路边有冻死的穷人，心里头触动很大，思想也就慢慢转变。
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朱良几乎没有留下照片。他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极其危险。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我们戴上墨镜，这样即便被敌人照相机照到了也不容易辨认。我们自己有相片也不敢漏出来，不能给国民党得到。但是，做地下党工作也有出头露面的时候。
朱良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我读书所在的圣约翰大学是地下党力量最强的一个大学。有学生2000余人，中共党员60余人。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将军来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内战，实际上他是偏重国民党反动派的。马歇尔的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地下党为了配合中央的谈判斗争，决定组织上海32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以欢迎马歇尔的合法形式，向马歇尔递交一封公开信，来表达中国人民要求马歇尔公正调停内战、促进和平的愿望。这一次，我是公开出头露面的。我组织同学们在外滩坐下来唱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学生队伍开始游行，一路高喊“反对内战”“建立新中国”“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此后我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国民党正准备抓捕。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后马上决定撤退香港，我随即离开了上海。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到达上海
然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朱良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朱良出生于商贾之家。父亲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富商，根本无法理解不愁吃、不愁穿的儿子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危险的革命道路。9个兄弟姐妹里头，朱良功课最好，家里人最喜欢朱良，把希望都寄托在朱良身上，希望朱良像父亲一样从商，接替父亲的事业。但是，这时候的朱良已经由不得家人了。因为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抓走的危险，后来朱良也不能在家里待了。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从上海调到北京。朱良回忆说，1951年夏，当我在上海市青联秘书长的岗位上被通知到团中央报到，并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当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没有想到的是，联欢节结束后，组织上就把我留在布达佩斯，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世界青联）总部工作，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主要历程就是做外事工作，这一做就是四十七年。
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纪念章。这枚铜质材料的纪念章长3厘米，宽2.5厘米，上端是白色的和平鸽，正中是三位不同肤色、手拉手的青年，背景是标有经纬线的地球，下端正中是德文“柏林”和“1951”，环绕一周的德文是“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朱良说，我刚参加青年外事工作时，新中国还在摇篮里，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1950年又发生了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的抗美援朝战争。当时青年外事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国家的独立，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1950年代，我国青年外事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参加每两年一届、每届历时半个月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联欢节的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国进步或民主的青年组织，同时还包括主张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各国青年，每次约有2万多人。联欢节的活动包括各国代表团相互叙谈、联欢、建立联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文艺演出和文艺、体育比赛。一方面，由于每届联欢节团中央和全国青联都要在国内选拔大批优秀的青年文艺体育工作者参加，这对于促进我国文艺水平的提高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50多岁到70多岁的全国最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京剧及其他剧种的艺术家，差不多都是当年联欢节的得奖者。另一方面，每次联欢节前后我们都邀请一大批平时很难邀请到的各国青年学生代表，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青年学生来中国访问，这就在当时官方外交局面比较狭窄的情况下扩大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接触和往来。当年留下了几张非常有名的照片，一大群亚非拉各国青年热情簇拥着毛主席、周总理，成为那段历史的最好的记录，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朱良回忆说，1957年春夏之交，我被全国青联派遣驻莫斯科筹备联欢节。参加这次盛会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有1200人，胡耀邦同志任团长。那首著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从联欢节流传到全世界的。联欢节后，周恩来总理建议邀请参加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全体成员（其中包括多名记者）来中国访问，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背景如何，一律欢迎。随后，40多名美国青年不顾美国政府的反对来到中国。周总理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陪同他们到各地参观，他们要见什么人，要观看什么节目，都尽量予以满足。这次访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件事的发生有着深刻的背景。因为在此前不久，中方曾建议中美签订促进两国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协议，美方没有接受。紧接着代表团访华后，中方在中美会谈中又提出准许两国记者互访的建议，又遭美方拒绝。而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了到底是谁在阻挠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新中国初期的外事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挑战。1961年朱良奉团中央之命，带了3个人的代表团先到古巴活动，后应厄瓜多尔革命青年联盟邀请，获得“礼仪签证”到了厄瓜多尔。原计划还将应邀去哥伦比亚等国访问。可当他们进入厄瓜多尔两天后，移民局派警察把他们3人抓走了，关在监狱里一间约4平方米的石头房子。因为两国没有建交，各方面一点消息都不通。
朱良回忆说，为应对危险，我们3人马上开了紧急会议。我要求大家一定不能丧失气节，不能泄露任何秘密，不能做任何损害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们马上清理口袋，把秘密的东西全销毁掉。幸亏有个厕所，我们撕碎后都扔到厕所里了。我们当时希望他们公开审判。如果被当局秘密处理掉，那就死得不明不白。3天后，移民局局长来找我们，说你们从是中国来的，你们是带着卡斯特罗的秘密使命来的，是要来拉丁美洲推广古巴那一套的，现在把你们驱逐出境，马上就走。后来，我们了解到有一航班飞到巴拿马，再从巴拿马飞到瑞士，回到国内。我们选择了这条路。
从1951年至1962年，朱良两次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结识不少国家青年组织的负责人；曾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参加了1954年召开的讨论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这10多年中，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二三十个，青年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的“民间外交”对扩大新中国的影响，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正是国际上就世界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等重大问题，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的时候。朱良曾代表中国青年组织参加过数十次的国际青年与学生会议。每次会议都成为从理论到现实问题的激烈论战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朱良受到冲击，接着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1 年被“解放”。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等组织还没有恢复活动的情况下，他同这些组织一部分原来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被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已中断了6年的同各国群众团体接触、往来的工作重新开展了起来。
1978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恢复活动，朱良被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先后任副局长、局长，1981年任副部长，1985年至1993年任部长。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他被选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此前，朱良是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