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内城的会馆外，《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全文附于本文段末）的开头说明当时北京外城还有一处会馆。此记作者杨钟岳，字大山，中进士时已经是顺治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并在三年后的康熙三年（1664 年）中殿试三甲，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应该就是写在这期间，记中称其“甲辰射策”、“滥与木天”。
康熙年间，内城的汉人已经被迁出，内城的会馆自然被废弃，所以此文所重修的会馆应该是外城的会馆，但对于这个会馆的位置，原文并未注明，在此只能推测。
在引用《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的文章《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中，作者认为此记所指会馆应为打磨厂的潮郡会馆，此馆被光绪《顺天府志》及《京师坊表志稿》所载，位于前门以东区域，此区域集中了京城大部分明代修建的会馆，因此作者认为位于此区域的潮郡会馆有可能也是明代所建，是康熙朝外城潮州会馆所在。
但查阅北京当地会馆相关记载，此潮郡会馆仅见于光绪年间方志中，并且有一定可能与“湖州湖郡会馆”所混淆，再往前百余年，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左右的《宸垣识略》中同样收录了京城大部分会馆，但在打磨厂区域仅辑录了粤东、临汾、宁浦三处会馆（此处“粤东”指广东，与广西的“粤西”相对应，非今“粤东”概念），这说明乾隆年间所谓“潮郡会馆”可能尚未兴建。
而收录于这本《宸垣识略》中的潮州会馆，则共有两处，一处位于延寿寺街，另外一处则位于大外廊营胡同，均位于外城。延寿寺街处的潮州会馆，通过后世记载可知是始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潮州新馆，与之对应的肯定还有旧馆，自然是另外一处，位于大外廊营的潮州会馆。
此外，嘉庆《澄海县志》中记载了陈时谦捐建潮州新馆情形，称其在都城“见外廊营潮州会馆湫隘，捐金千余两与孝廉陈芝择地构屋于前门外延寿寺街”，说明在延寿街潮州会馆出现前，大外廊营便已出现潮州会馆，其在新馆创办之前一直作为京城唯一的潮州会馆接待着潮州进京赶考的学子，最有可能是《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所指代之外城会馆。
那么此“潮州旧馆”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
据后世资料，延寿寺街的潮州新馆除本馆作为主产外，在京城内还有两处地产作为会馆的附产，这些附产常用于提供住宿，也算是会馆的一部分，其中便有一处位于大外廊营胡同，笔者推测此附产即原先潮州旧馆所在，在新馆落成后随着业务向新馆转移，此旧馆便成了新馆的附产之一，这种情况在京城并不罕见。因此，本文中关于旧馆馆址的描述，沿用了大外廊营胡同附产的门牌号。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左右《宸垣识略》中关于大外廊营潮州会馆的记载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对馆内诸多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杨钟岳在公车进京时曾经过此馆，此时馆中“门垣倾斜，地基污下，一切榱桷 俱不可恃”，历经明清交替的战乱已经年久失修，此后他在入职翰林院后又居住在此馆，无意间“始得方伯郑公手遗《馆记》”，受其所发，决定出资重修此馆，于是分别在康熙四年（1665 年）和康熙八年（1669 年）分别对此馆进行了两次修缮。
文中所指的方伯郑公，明清时期指布政使，在康熙之前只有郑旻和郑廷櫆称得上此称号，前者曾在万历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及贵州左布政使，在潮州城原立有大方伯坊纪念，后者曾在顺治年间任江南右布政使及湖广左布政使，二者皆曾在京有所任职，均有可能为会馆写馆记，以此为标准，则该会馆创办时间最迟也是明末清初。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引用了原《馆记》的部分内容来说明会馆资金的来源，即“受京秩住此者，必公估租数，以备馆中之用”，在京城任职且居住在此的人皆需要捐出一定资金来供会馆运行，这也是杨钟岳受其所发重修会馆的原因。
杨钟岳的两次重修会馆，原文载分别在“岁乙巳”和“己酉……岁之冬”，引用此文的《明 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则误记为“岁乙丑”和“乙酉”，笔者通过对照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刻本《搴华堂文集》中的原文进行更改。
第一次修缮是在康熙四年（1665 年），会馆从原先两间扩充到四房一厅，并附带两间从房，由单排建筑扩容成 一座小四合院，增加了一处后堂，据文中后文可知叫“星聚堂”；
然后再过四年，康熙八年（1669 年），杨钟岳再次来到会馆时恰好下起大雨，会馆内排水不畅，积水没过膝盖，于是他不得不再次修缮会馆，使会馆“视前规已高三尺有余”，并扩建了两廊及四间房，其中包括守馆人所居住的一层，当时“堪舆家议此层宜改建高楼”，推测可能是新建了后罩房，因此可以改建为二层“高楼”。
经过两次修缮，会馆由原两间扩建到十间，前后共二进，包括倒座房、后罩房以及两侧从 房与走廊，在乾隆十五年（1750 年）由清海望、郎世宁、沈源等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大外廊营胡同今 26 号门牌的位置便是一座二进建筑，此可作为此会馆便是此后潮州会馆在大外廊营胡同附产的一个证据。
据原文所载，两次修缮杨钟岳统共花费八百余两，至此其“或可告无罪于先辈云”，除了捐资重修潮州会馆外，其也曾资助打磨厂的岭南会馆（即粤东会馆）重修。
乾隆十五年（1750 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潮州旧馆的大致范围
解放后，各地旅京同乡会曾成立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对会馆房产进行登记，其中 1953 年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不动产（房屋）统计表》及同年的《北京岭南文物志》均统计了位于大外廊营胡同的潮州会馆附产共十间房，《北京岭南文物志》还记录了其占地面积，共 0.588 亩， 即 392 平方米，其中十间房符合上文中杨钟岳重修会馆后的房间数，占地面积也相当于一处二进的四合院，这也可作为大外廊营胡同附产即潮州旧馆的另一个证据。
1943 年航拍图中的潮州旧馆
白继增、白杰著于 2014 年 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又对此附产在解放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据书中所载，建国初期此区域曾作为煤场，1953 年公私合营，时任潮州会馆会长黄浩提出将馆产上缴，此附产便连同其他馆产一同上缴国家（上缴国家信息据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1995），在“大跃进”时期被改建为“百姓大食堂”，撤销食堂后办起街道工厂，后又编入北京互感器厂并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及一片厂房，成书时（2014 年）二层小楼由“北京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留守人员办公，一层 及厂房出租。
结合《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制作的潮州旧馆布局推测图
笔者曾前往大外廊营胡同寻找此馆，从大外廊胡同往北走，穿过两条斜街和琉璃厂便到了新馆所在的延寿街。如今的大外廊营胡同，东半幅基本都被改建成厂房。据门牌号找寻到的位置靠近胡同南口，居于东侧，目前一进及中庭已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为一处大杂院，二进则为厂房， 现有大门从样式上看明显为解放后所建，门口有保安值守，笔者想深入探访被保安拦下。从门口粘贴的通知可知，自去年八月份开始西城区政府正在对此处（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进行限期一年的房屋征收，征收区域约 940 平方米，共居住有 48 户人家，征收后将重建成社区用房，征收办公地址在院内北侧。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入口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入口一侧墙面粘贴的腾退告示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内部照片（拍摄/ 唐祖熙）
最后，因为录入杨钟岳《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的资料较少，现笔者根据《明清潮州士商社 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